在中国邮政历史的长河中,大龙邮票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它作为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,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,其诞生历程也充满了曲折与传奇色彩。
19 世纪 40 年代,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国门,西方列强纷至沓来,国内社会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传统的邮驿通信体系,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下延续数千年的信息传递方式,主要服务于官方,负责传递政令公文等,对于民间通信需求的满足极为有限。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、文化侵略不断加深,以及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,对外交流频繁,商业往来日益增多,传统邮驿通信在传递效率、服务范围等方面的局限性愈发凸显,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。与此同时,西方近代邮政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,其高效便捷的特点逐渐被有识之士所认识。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,改革传统通信方式,引入近代邮政体系,成为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。
当时,清政府内部洋务派兴起,以恭亲王奕訢和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,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,以实现富国强兵。在通信领域,负责洋务事宜的李鸿章深知改革的必要性,但国内缺乏近代邮政管理经验。而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,长期在中国任职,对中国邮政大权觊觎已久,他凭借对西方邮政体系的熟悉以及在海关的权势,积极向清政府建议由海关试办邮政。李鸿章与赫德一拍即合,李鸿章允诺若海关邮政试点成功,便向皇帝奏请将其扩建为国家邮政。1876 年 3 月,经清政府总理衙门同意,总税务司赫德指派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,以天津为中心,在北京、天津、牛庄(后改营口)、烟台、上海五处,着手试办新式邮政。德璀琳接到任务后,迅速筹备相关事宜,于 1878 年 3 月,正式开放了天津海关书信馆,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效仿西方模式的邮局书信馆,为近代邮政体系在国内的落地搭建了初步框架。
随着五地海关邮政业务的逐步开展,没有邮票的问题变得愈发棘手。德璀琳最初将目光投向英国,早在书信馆开张前一年,他便向英国寄去定制邮票的订单,满心期待能引入成熟的邮票产品。然而,从英国定制邮票,路途遥远,运输周期漫长,远水解不了近渴,国内邮政业务的推进刻不容缓。无奈之下,德璀琳只得将希望转向国内,向上海造册处求援,希望其能先印刷一批邮票以解燃眉之急,并在求援信中明确提出 “五分邮票用黄色,三分的用红色” 等具体要求。
上海造册处的葛显礼接到求援信后,立即组织人员投入邮票设计工作。在设计过程中,设计者们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邮票的实用性、观赏性相结合,提出了多种设计方案,邮票图案包括 “二龙戏珠”“龙凤戏珠”“象驮万年青”“六和宝塔” 和 “龙” 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样。其中,“龙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,是皇权的象征,既代表着帝王权威,又富有神话色彩,能够很好地契合当时清政府的统治理念与文化背景。经过德璀琳等相关人员的仔细考量,最终 “龙” 图样脱颖而出,被选定为邮票主图。
确定设计方案后,上海造册处迅速开展邮票印刷工作。大龙邮票采用铜质印模凸版印制,有背胶,齿孔 12.5 度,全套共 3 枚,分别设置了 “1 分银”(绿色,用于寄印刷品邮资)、“3 分银”(红色,用于寄普通信函邮资)、“5 分银”(黄色,用于寄挂号邮资)三种面值,以满足不同类型邮件的资费需求。
印刷过程并非一帆风顺,当时的印刷技术相对原始,每种面值需先制作 25 个子模,然后将其纵横各 5 个捆在一起进行印刷。1878 年 7 月下旬,第一批印制完成的 1.25 万枚 5 分邮票、1.25 万枚 3 分邮票率先抵达天津;9 月 4 日,1.25 万枚 1 分邮票也顺利送达。天津海关在收到第一批邮票后,马不停蹄地将其分配到五个海关的书信馆,正式面向寄信者发售使用。至此,中国第一套邮票 —— 大龙邮票,在经历诸多波折后,终于华丽登场,开始在近代邮政通信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大龙邮票从 1878 年开始,分 3 年印刷了 3 期。由于子模拼版、印刷纸质等不同,各期邮票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特点。第一期邮票纸质薄而呈半透明状,被称为 “薄纸大龙”;第二期邮票印制时票幅及图幅均有较大增加,被命名为 “阔边大龙”;第三期邮票纸质稍厚而不透明,被叫做 “厚纸大龙”。直到 1988 年,为纪念大龙邮票发行,邮电部才正式为其命名。
大龙邮票的诞生,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事业迈出了重要一步,它不仅为民众提供了一种便捷、规范的通信方式,改变了以往通信混乱、效率低下的局面,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与交流,对国内经济发展、文化传播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同时,大龙邮票作为中国邮票发行的开端,为后续邮票的设计、印刷、发行等积累了宝贵经验,奠定了中国近代邮政体系的基础,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,也使其成为集邮爱好者竞相追逐的珍品,在收藏市场上备受瞩目,不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。